中医进入战场
”年5月8日，温家宝转给吴仪，吴仪当天下午即召开了会议落实部署。至此，中医才得以进入北京抗击非典的战场！当然，之后还有各种困难，但都在领导人的关心下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，最终为北京非典的成功治理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医院治愈率高的主要原因，就是中西医结合疗法。小汤山治疗名非典病人，8人死亡，死亡率1.2%，赶上了广东中医治疗的水平。主管医疗的副院长周先志介绍说，治愈率高的主要原因是：1.专家组有效指导，2.重视心理治疗和3.中西医结合疗法。相比前面两条，第三条“中西医结合疗法”才是实锤。“决战广东
”年11月，广东非典已经出现传染，但还不为人知。而直到2月11日，广州市政府才召开了首次关于非典的新闻发布会，称广州一共发现一百多例该类病例。2月18日晚，近两万名观众还在天河体育场，观看了罗大佑广州演唱会。尽管初期应对不力，关于病原体的争论也持续数月，广东的非典死亡率却是3.8%。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，全球非典病例共例，死亡人，病死率近11％。其中发病百人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是：中国大陆：例，死亡人6.6%；中国香港：例，死亡人17.1%；中国台湾：例，死亡人27.1%；加拿大：例，死亡41人16.3%；新加坡：例，死亡33人13.9%；参与广州市第一例非典治疗的广州中医药大学二附院护士长邓秋云，受感染倒下了，1月24日开始发烧。邓秋云的先生是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的学生。邓铁涛知道后，让邓秋云不要用抗生素等西药，完全采用中药治疗，晚上7点多喝完中药，10点多就开始退烧了。最后完全康复，2月中旬又开始工作。广州中医药大学二附院另一个分院的护士长叶欣也感染了非典，此后一直采用西医的抗生素等治疗，病情未能好转，最后不幸殉职。对于当年治疗非典的经验教训，广东老中医邓铁涛说：我们中医药大学一附院治疗73例非典全部治愈，病人0死亡，医护人员0感染，患者0后遗症。邓铁涛特别牛气的说：我们的医护人员吃中药预防非典，我们只带口罩，不需要隔离衣。我们治疗非典费用最高的一个也只花了块！邓铁涛还说，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治疗88例，死亡10例，前期中医没有介入，有中医介入的71例，死亡只有1例。一开始是请中医科来会诊，后来中医科直接派了5个人去负责查房，成为治疗主力。这两件事都有论文为证。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前期的治疗方法和效果，看下面的论文：从年12月至年4月治疗38例SARS患者，死亡8例。（38例中一部分已有中医介入）治疗中使用了超大剂量的激素“冲击”疗法：38例全部使用激素治疗，平均用量毫克每天，而且持续了3-4周！8例达毫克每天，最高冲击治疗达毫克每天。8个死亡案例中6例死于多器官衰竭（MOF），2例死于感染性休克，全部对激素不敏感，也就是只有副作用而无任何正面效果。大剂量激素疗法是非典前期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发明的，后来改为“合理使用激素”。38个病人都使用了抗生素，32人联合使用两种。24例使用奥司他韦治疗但无效。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中医介入后的治疗情况也有论文，论文第一到第五作者都是中医科的，也证明是以中医科为主治疗的。中医介入治疗71例SARS患者，死亡1例，死亡率1.4%。论文对份年6月20医院上报的死亡病例回顾分析：例SARS死亡病例中平均年龄56.4岁，大于60岁者85例，有基础疾病者例(79.5%)，这些情况都和武汉目前的死亡情况惊人一致！治疗中，使用了大量激素、大量抗生素、各种抗病毒药物。我们来看看结论：论文说：除了年龄和基础疾病，抗生素和激素的不当使用是非典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！而这些治疗方法不仅死亡率高，后来还造成很多肺纤维化、股骨头坏死等后遗症。上面就是北京在中医介入之前治疗非典的方法和效果。鉴于北京前期治疗非典的失败，才有了老中医们的联名上书。当时邓铁涛的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治了36个病人，全部吃中药治疗，而让西医确认痊愈，病人0死亡，医护0感染，平均退热时间2.97天，炎症阴影吸收平均6.2天，平均住院时间8.86天。这可是对国家做出的汇报和庄严承诺，不是开玩笑，这就是老中医们的底气。后来北京的医院，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名非典病人，8人死亡，死亡率1.2%，基本达到了广东中医治疗的水平。有论文《医院名SARS患者药物治疗分析》为证：人次使用了各种中药制剂。在当时西医对SARS病毒无特异性病原学治疗的同时,医院注重了中西医结合、优势互补的治疗特点。卫生部专门安排科研课题,与北京中医院协作,专家现场查房,诊断病人。临床结果证实,中药可以缩短平均发热时间,减缓发热所致的全身中毒症状,具有促进肺部炎症吸收、减少激素用量、无明显副作用的优势,对于SARS患者的治疗起到了较为肯定的作用。“让中医进入武汉主战场！
”具体内容就不放出来了。总之，中医介入北京非典治疗最终能获得成功，有赖温家宝的批示，和吴仪的具体部署。吴仪副总理首先是对中医的效果比较了解，所以关键时刻敢于拍板；其次吴仪的级别足够高，能够指挥动卫生部的大小领导；最后是吴仪的执行力特别强。SARS的反思与启示：中西医并重是人类医学未来的大趋势■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李致重
小引年8月，由香港政府出面邀请了十多位世界知名的医学专家，组或了“严重急性呼吸道窘迫综合征（SARS）专家委员会”，对香港防治SARS的工作总结检讨。8月14日，我应邀出席了该专家委员会组织的“香港医护界团体讨论大会”，并在大会作了发言。在谈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对香港SARS预防与治疗的指引中，闭口不提中医的问题时强调说：“这与世界卫生组织《传统医学战略》的精神相违背。为此，应当就此问题向全世界医学界做出检讨，并特别向中国，尤其是中国的中医界做出道歉”。其后，钟南山教授走下主席台握着我的手说，“讲得好、讲得好”。我请他将我的发言翻译给其他外籍专家委员会成员，他连声说“我会的、我会的”。下面是我当时发言的全文，见本人《医理求真》一书。希望此文对发挥中医学的理论与临床优势，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肆虐，有所补益。今年（年）春季突如其来又悄然而逝的SARS，在西医（即西医、西药学）来说是新课题，在中医（即中医药学）来说却是老问题。西医在流行病、传染病方面有显而易见的“外因决定论”倾向，对病毒性疾病也必然是“以病毒为本”。而引发SARS的变异冠状病毒过去未曾见过，也便因其新，无所知，无所措，因而惊恐有加。中医则认为，所有的外感病都是“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”；而且既强调“天人相应”，更强调“以人为本”。在这些思想下而形成的中医外感病辨证论治体系，已经成功地经受了近两千年的实践检验。
香港在SARS防治过程中的主要问题，是医学界受“近代科学主义”的影响太深。这一点，也是世界范围内在SARS的防治上失误的一个共同原因。
“近代科学主义”，即以近代物理学、化学的观念和方法，作为衡量一切科学之是非的至上信条或唯一标准。在这一问题上，西方社会对其提出质疑和批评，已经有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了。
西医在近代的迅速发展，得济于近代物理学、化学等方面的成果。然而西方人都知道：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，最后才按照自己的肖像创造了人，并把万物交给人来管理。所以人的地位高于万物，也比万物更趋于完善。西方人也知道：亚里士多德把“人”定义为“理性动物”。这种具有理性思维的，因自身新陈代谢能力而活着的，而且可以活动的“物”，远比生物界、非生物界的其它任何物都要复杂得多。长期为“近代科学主义”所陶醉的人应该知道：人可以用物理学、化学的方法对自然界之物分解后再组装，还原后再化合，制造出包括机器人在内的五彩缤纷的新产品，然而人类至今不能制造生物界的任何一种生命，更不必说人类。当代人类在生物（包括医学）领域遇到的同一类难题是，人可以拆开细胞、拆开基因，却创造不出一个活的基因，更组合不出一个活的细胞。中国人当然更应该知道：人是万物之灵，人与天、地，并列为“三才”。如果物理学、化学不能解释天、地间（自然界）的一切事物，那就肯定不可能解释和驾驭与人类生命相关联的更复杂的一切。正因为如此，也便为中医学、乃至世界上其它传统医学的存在，留下了无可取代的发展空间。
其实，不需要再做论证而已经足以说明，在整个人类医学科学里，中医和西医都只是，也只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，或者其中的一个分枝——谁也不要自命为人类医学科学的全部或者代表。所以，用近代西医生物医学的观念和方法，作为衡量中医学之是非的至上信条或唯一标准，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要指出的“近代科学主义”这一错误思潮。
尽管中医在自己的本土上受“近代科学主义”的干扰为时已久，但是国际间与中医的交流不深，时间也不长。所以中医的苦衷，国际间未必能够真正理解。值得指出的是，国际上至今习惯认为西医是世界上的主流医学，而对西医自身的“近代科学主义”，至今却为习惯所迷惑，因此缺少必要的反思和自觉。直到全世界共同面对SARS的今天，才让世人初步感觉到，人类医学领域里的“近代科学主义”不但困扰着中医，同样困扰着西医，而且已经成为影响国际间中、西医交流、合作的一个重要问题。
中医和西医是两个概念、范畴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。站在中医角度上来讲，我们主张临床上“中西医配合”，为提高疗效而共同努力。但我们反对“近代科学主义”，反对“重西轻中”，反对“以西代中”，反对“中西医结”名义下的“中医西医化”，以及一切排斥、歧视中医科学价值的态度和做法。
香港在防治SARS中的“近代科学主义”问题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：
▍其一，世界卫生组织有关部门在实施、指引SARS预防中，把“近代科学主义”扩大、国际化了。
中国的《宪法》中明确规定，“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”；中国的卫生工作方针也相应规定，要“中西医并重”。在中国，中医与西医处于“同等重要的地位”，是并列的两种主流医学；中医与西医共同承担着国民的防病治病任务。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来到一个主权国家办事，上述情况，是不能够，也不容许忽视的。
今年5月在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的《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战略》中指出：支持使用传统医学，“并根据本国情况将其纳入国家卫生保健系统”。中国的中医学在世界传统医学中，其理论体系最完整，历史最悠久，治疗方法最丰富，实践效果最好。所以在中国，把中、西医并列为主流医学是理所当然的。
按照上述《战略》的精神，中国的中医应当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、鼓励，应当受到尊重。同理，中国的医疗模式也应当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，应当受到称赞和维护。而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官员在中国实施和指引防治SARS的过程中，违背了《战略》的精神，陷入了“近代科学主义”思潮。他们完全以西医对待病毒性疾病的理念为出发点，而对中国的现行医疗模式和中国中医应有的尊重却远远不够。因此对中国SARS的防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，对中医进入防治SARS的第一线，人为的带来了许多不应当存在的困难。在这一问题上，香港更深受其误。
▍其二，“疫苗研制热”，脱离临床，脱离现实。
科学表明，一种新的传染病出现之后，针对其病源病毒而研制特异性预防疫苗的周期，最快也需要一、二年时间。在SARS爆发期间，应首先研究的是，该病毒生存的自然环境及其条件。然后再以此为基础，进一步研制出有效的灭毒方法和灭毒药物。这对于有效遏制疾病的蔓延来说，是当下最为迫切的研究课题。而世界各地知名的病毒学家受“近代科学主义”思潮的影响，竞争于病毒基因排序和研发疫苗的前沿阵地，未免有先后颠倒、缓急不辨之误。其实，在察明变异冠状病毒及其基因排序之后，接下去研制针对健康人群及其公共环境的灭毒方法和灭毒药物，只不过最一般的技术性问题而已。但在临床预防与治疗这一现实最需要的问题上，相关的研究似乎还很少看到。尤其在中国大陆已有强调通风、透光、紫外腺灭毒等经验之后，医院内部的灭毒方法，仍然缺少多方位的反应与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