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了解自己的文化，将是我们最大的损失。今天，收回我们探寻异国的目光，回顾一下我们自己的历史，品味祖先们留给我们的“老物件”，听它们为我们讲述古老的故事……仔细听，你会听到那时先人们的生活！
陶佣，陶马
秦（公元前年-前年），年陕西省临潼市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。
除年以来相继发现的一、二、三号3个秦兵马俑坑外，还有尚未建成的四号坑。根据已发掘的部分资料推算，3个兵马俑坑总共约有兵马俑余件，其中战车余乘，架车的陶马余匹，骑兵的鞍马多匹，各类武士俑余件。陶俑、陶马的大小犹如真人真马。3个俑坑埋藏的大量战车、骑兵和步兵俑，是秦国庞大军队的缩影。秦始皇即凭借着强大的武装力量，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兼并了六国，完成了统一大业。
此陶俑头戴单版长冠，上身穿长襦，外披铠甲，足登方口齐头履，右手半握，原本握有长柄兵器，左手自然下垂，神情威严地立于长方形踏板上，是典型的秦代中下级军吏俑的形象。整件作品气宇轩昂，使人仿佛感受到“秦王扫六合，虎视何雄哉”的壮举。秦王嬴政即位后就开始在骊山营建其陵墓。全国统一前，修陵人大都来自秦国本土，主要是关中地区的秦人。统一六国后，修陵人则是从全国各地征调，其中有很多是被秦国灭亡的东方六国的工匠。这些工匠心怀国破家亡之恨，把制作烧造陶俑当作不得不完成的一种苦役，于是就出现了不少形似而神不足的塑像。但成功的秦俑塑像毕竟是多数，特别是各级军吏俑形象逼真，个性鲜明，堪称秦代艺术的代表作品。
此马作伫立状，昂首挺胸，四腿如柱，双耳前倾，目圆似铃，显得机警沉稳，神骏欲驰。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陶马有两种役使方式，一种是用作挽拽战车的，即车马，另一种是披有鞍鞯、用作骑乘的，即乘马。此马当属前者。
秦人素以擅长驾车养马而闻名。
彩绘龙虎纹陶壶
西汉（公元前年-公元8年），年河南洛阳烧沟汉墓出土。
壶直口，长颈束腰，溜肩鼓腹，口上有扁圆，圈足，肩两侧有模制铺首。以数种色绘出不同纹饰，主题纹绘青龙、白虎各一，朱雀二，作宾士状，均以墨勾绘，涂朱、白和青彩。为西汉晚期风格。
彩绘陶是在烧成的陶器上，用多种颜色描绘花纹，主要用作随葬明器。汉代厚葬之风盛行，彩绘陶的制作极为兴盛。其纹饰有几何纹、植物纹、动物纹及人物纹等，富有生活气息；其色彩以对比强烈的红与黄、白与黑互为主宾，混合使用，装饰性很强。
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
西汉，-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。
此贮贝器器身作筒形，中束腰，腰部有对称虎形耳一对，器盖上铸七牛，其中六牛环绕于器盖边缘，一牛伫立于青铜鼓上，耸然独出于众牛之上。
滇国畜牧业比较发达。当时的家畜、家禽主要有牛、马、羊、猪、狗和鸡、鸭等品种，其中牛的数量最多。这些牛全部为黄牛，主要包括两种类型。一种体型较大，前额宽广，大耳，角长且上翘，颈项上有突起的肉峰，四肢粗大，颈下垂肌发达，长尾。另一种体型较小，前额突起，两角弯曲下垂，颈项上有突起的高肉峰，阔尾。此类黄牛数量较少，生存于我国今甘肃、新疆及中亚一带，后来可能随当地的游牧民族传入云南，为滇国居民饲养。此贮贝器器盖上的黄牛当属前者，其造型健壮威武，闪烁着夺目的艺术光辉。
当时黄牛可以用作祭祀仪式中的牺牲。云南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上有很多这样的场面：几个巫师将一头牛缚于圆柱上，然后进行剽杀。牛头和牛肝等用于祭祀，牛肉则被分给参与祭祀的人食用。黄牛可以作为对外贸易的商品，换回滇国所需要的内地产品。牛和牛头更可以作为财富的象征，在许多滇国建筑物上多悬挂有牛头，干栏式建筑下牛马成群，反映了滇国居民的一种夸富心态以及增加财富的愿望。
黄牛具有如此的地位和价值，在青铜器中表现出骄傲的神态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嵌贝鹿形青铜镇，鎏金熊形青铜镇
西汉，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，年安徽合肥出土。
压席用具
汉代室内家具种类不多，比较讲究的房间里，也不过陈设矮床、几案、屏风等物，但需要铺席的地方却不少。为避免由于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，人们就在其四隅置镇。汉镇一般用金属铸造，体积不大。为避免牵羁衣物，镇体的基本造型往往接近于一个扁圆的半球。做成动物形的，为保持器体的半球形轮廓，常采取盘踞的姿势。
汉镇绝大多数做成动物形，常见的有虎、豹、辟邪、羊、鹿、熊、龟、蛇等。这些动物形青铜镇造型生动、构图紧凑，堪称精巧的工艺品。熊在汉代被视为吉祥的动物。
鹿是喜用的造型之一，因为“鹿”与“禄”音同。这件卧鹿铜镇，背嵌大货贝，实用性和装饰性达到了完美的统一。
汉代工艺家颇善塑熊，这套鎏金熊形青铜镇把肥胖的熊处理得憨厚可爱，这样的四枚熊镇放置在坐席四隅，为汉代较单调的室内布置增添了活泼气氛。
石猪
西汉，年湖南省长沙市南门外出土。
汉代已普遍饲养猪，以圈养为主。一些地方官吏“劝民农桑”，要求每户养2头母猪、5只鸡，或者1头猪、4只母鸡。汉代丧俗中，往往在死者手中各握1件这种石猪。
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
西汉，年陕西省兴平县出土。
酒器
中国古代做成动物形的酒尊不乏其例，如商时期铜器中的牛尊、象尊、豕尊等，周代铜器中的驹尊、兔尊、鸭尊等。到了汉代，肖形尊虽已不太流行，但仍为人们所钟爱。这件铜尊采用犀牛的造型，犀牛昂首伫立，肌肉发达，比例准确，体态雄健，为古代生息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。
此尊呈犀牛形，犀牛昂首伫立，身体肥硕，四腿短粗，皮厚而多皱，两角尖锐，双眼镶嵌黑色料珠。尊腹中空，用来盛酒。尊背有椭圆形口，口上有盖。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“流”。通体饰细如游丝的错金银云纹，熠熠生辉，华美无比。
整件器物饰以错金银云纹，精美华丽，虽为实用重器，却又洋溢着充沛的活力，堪称汉代青铜器中的奇葩。
在古代，中国不仅产犀牛，而且数量很多。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多次发现犀牛骨，殷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猎犀的记载，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武士艳羡的装备。但由于对犀牛这种生殖率低的野生动物大范围的捕杀，其数量在北方迅速减少，关中一带，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经绝迹，以至王莽辅政时，曾用贵重的礼物，来换取南海黄支国的活犀牛。从此，犀牛在中国就成为罕见的动物了。众所周知，犀牛是生活在热带的一种大型动物，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的开阔草地、灌木丛或沼泽中。如果有人告诉你，在古代中国的华北大平原上，犀牛曾成群结队地出现过，那儿曾经是它们快乐的家园，你可能会以为这是神话中的景象。但大量的文物遗迹记载了这个事实，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无节制的猎捕和生态平衡的破坏，是犀牛这种动物灭绝的根本原因。这件青铜犀尊的出土，就像一面镜子，警示着人们不要滥杀动物，维护生态平衡，保护环境，就是保护人类自己。
彩绘雁鱼青铜釭灯
西汉，年山西省朔县照十八庄出土。
照明用具
汉代青铜灯具形式多样，铸造工艺精巧实用，造型多取祥瑞题材，如雁足灯、朱雀灯、牛灯、羊灯等。这件彩绘铜雁鱼灯采用传统的禽鸟衔鱼的艺术造型。此釭灯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，由雁衔鱼、雁体、灯盘和灯罩四部分分铸组合而成。雁颈修长，回首衔一鱼。雁体肥硕，其身两侧铸出羽翼，短尾上翘，双足并立。灯盘带柄，位于雁背。灯罩为两片弧形板。灯盘、灯罩可转动开合以调整挡风和光照，鱼身、雁颈和雁体中空相通，可纳烟尘，各部分可拆卸以便清洗，构思设计精巧合理，达到了功能与形式的完美统一，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。
釭指的是导烟管，釭灯就是带导烟管的灯，是汉代新创制的一种灯具。汉代釭灯通常被做成人形、动物形和器物形，其导烟管有单管和双管两种，都能将烟气导入灯腹内，使室内减少烟炱而保持清洁。构思设计巧妙合理，达到了功能与形式的完美统一。水禽衔鱼图案，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已经出现，水禽衔鱼造型的汉代釭灯在陕西神木、山西襄汾均有出土，说明这种传统形象在当时依旧博得人们的喜爱。
石田塘
东汉（公元25年-年），年四川省峨眉县双福乡出土。
这件浮雕石田塘模型，一侧凿出两块水田，一块田里积有堆肥，另一块田里两个农夫正俯身劳作；另一侧凿出水塘，塘中置一小船，还有鳖、青蛙、田螺、莲蓬等。这就是汉代的陂池稻田模型。广泛利用小型陂池水塘，是汉代水利工程的一种类型。这种陂池水塘既可以蓄水灌田，又可以养鱼栽莲，可以同时发展多种农业生产。汉代称这样的水塘为“陂塘”或“陂池”，既可以蓄水灌田，又可以养鱼栽莲，发展多种农业生产，有的还有水闸、水渠等一整套发达的灌溉系统，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种水利工程。东汉政府专门设有“陂官”、“湖官”，推广发展陂塘。大庄园主也注意修建陂塘。陂塘在南方的普遍出现，表明了汉代农田水利技术的进步。
绿釉陶猪圈
东汉，湖南长沙出土。
此陶猪圈模型由圆形围墙构成，围墙上有宽檐以保护墙壁，圈内卧猪。猪圈外高台上架筑厕所，下部与猪圈相通。
汉代的猪圈主要有独立式的猪圈、与厕所连接的猪圈和与作坊连接的猪圈。其中与厕所连接的“连茅圈”盛行于华北地区，在中南、华东地区使用也很普遍。当时，猪圈积肥是农家肥的重要来源。人们常常把稻草、谷壳之类撒进猪圈，利用猪的践踏，与猪粪尿和人粪尿混合积成优质圈肥。此猪圈模型就反映了这种积肥方法。同时，把厕所和猪圈合为一体，不仅有效利用了空间，两个污秽之地集中一处，也减少了污源。
绿釉陶羊圈
东汉，年河南陕县刘家渠出土。
收获渔猎画像砖
东汉，年四川省成都市扬子山出土。
此砖画像由上下两部分组成。
上部为弋射图，两弋者张弓仰射，其所使用的短矢上系着缴，另一端连接在磻上，磻被放置在半圆形机械中；湖池中荷叶遮掩，莲花吐芳，鱼鸭游弋，空中飞雁成行。弋射是指人们以丝缕系矢射鸟的活动。弋者所用的短矢叫“矰”丝缕叫“缴”，其另一端系着可以滑动的磻，图上的磻被装在一种半圆形的机械里。
下图为收获图，描绘了肩挑稻捆、用手镰掐穗和用钹镰刈除稻秆的场面。左边3个割穗人单手使用手镰，右2人用大钹镰除去禾杆。这块画像砖把当时的农、渔、猎等生产情况统统表现了出来。
青瓷虎子
三国·吴赤乌十四年（公元年），年江苏南京出土。
青瓷狮形烛台
三国·吴（公元年-年），年江苏南京清凉山出土。
青瓷羊形烛台
三国·吴，年江苏南京清凉山出土。
生活用具
烛台呈跪伏羊形、羊昂首张口、双角绕耳弯曲、额上有一圆孔，体内空。有学者认为此器是插蜡烛用的烛台，也有学者认为是盛水器。羊躯肥壮，脊背长毛分披，腰间划双翼，臀部贴短尾，四肢卷曲。其胎质灰白，青釉绿中微微泛黄。
在古代羊与祥音通，羊即代表吉祥，用羊随葬以避不祥。该羊形烛台，造型设计巧妙，装饰手法夸张醒目，其形态安祥，温驯可爱，是三国东吴青瓷中不可多得的上乘精品。
三国时期，青瓷器在产量、种类和质量上都比东汉时期有明显提高。当时青瓷器主要产地包括现在浙江宁波、绍兴、温州及金华等地区，其原料为一种含石英、高岭、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石风化后的岩石矿，风化程度高，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。这种瓷土含铁量较高，是烧造青瓷器的理想原料，与石灰石配制而成的石灰釉，光泽好，透明度高。这件烛台釉色匀净，充分显示出这一时期在烧造青瓷器的原料选择上的重大进步。而卧羊整体塑造简练，局部刻划精细，将羊的驯顺特性凸显无遗，反映了这一时期在烧造青瓷器的艺术化方面的追求。
青瓷熊灯
三国·吴，年江苏南京清凉山出土。
照明用具
这件熊灯灰白色胎，土黄色釉。灯盘为钵形。灯柱制成幼熊形状，腹部鼓起，四肢细弱，身体刻划出细线纹，代表鬃毛。底盘底面刻“甘露元年五月造”铭文，甘露元年为公元年。
熊坐在底盘上，头顶灯盘，双臂护在头两侧，有着熊特有的憨态，十分有趣。可以看出，工匠走出了青瓷器制造的初期阶段，把熟练的技术和艺术个性结合起来，生产出了极具意趣的佳作。
青瓷器的釉有两种颜色，略呈灰绿色调的青色釉和土黄色釉。青瓷器的烧成过程分为氧化、还原、冷却三个阶段，烧成的关键在于控制还原和冷却阶段的气氛。青釉以铁为着色元素，在氧化气氛中胎、釉中大部分铁质转化为三价铁，釉就随氧化气氛的强弱呈现出不同的土黄色。在还原气氛中，一氧化碳和碳化氢等气体从铁的氧化物中夺取氧，使三价铁转化为二价铁，釉就随着还原气氛强弱呈现出不同的青色。
青瓷羊形烛台
东晋（公元年-年），年江苏镇江出土。
插置蜡烛器具
青瓷羊呈昂首跪卧姿态，全身施晶莹的青色釉，在羊的头部和身上点缀着几处褐色的斑点。羊头顶部的圆孔用于插放蜡烛。
褐色点彩是两晋南朝时期出现的瓷器装饰技法，它是将褐彩涂绘在瓷器的胎体上，然后罩上青釉，再入窑高温一次烧成。点彩的面积不是很大，有的是在器物的口沿、肩和器盖盖面上加数点褐彩；有的是在器物的肩腹部用褐色点彩组成各种图案；还有的是在动物的重点部位点缀褐色斑点。这种不规则地加点褐色彩斑的装饰技法，打破了青釉单一的色调，使瓷器的色彩显得更加活泼。褐色点彩是我国釉下彩瓷的初期形式，在瓷器装饰技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，为后来的釉下彩瓷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双龙纹画像砖
南北朝，年河南省邓县学庄画像砖墓出土。
砖呈长方形，周边起凸棱。画面浮雕双龙图案。龙头上有长独角，毛发后披，鬃毛上竖，张口吐舌，舌分叉状如花叶，龙身拉长，有飘带状翼，蛇形尾，肢足分明，肢体变细，足三趾，飞扬的身躯充满活力，别致的龙翼，调节了龙身的单调，清俊超逸，一身傲骨，颇具南北朝造型风格。
凤凰画像砖
南朝，河南省邓县出土。
凤凰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鸟之王，雄的称“凤”，雌的称“凰”，通称“凤凰”。其形状为“鸡头，蛇颈，燕颔，龟背，鱼尾，五彩色，高六尺许”。这块画像砖整个砖面浮雕一只展翅扬尾的凤凰，其形象特征与记载基本相符。画中的凤凰翅、尾都冲破边框花纹饰带，双翅张举，挺胸引颈，长尾高扬，双腿分立，有强傲之气，衬托出鸟中之王的威仪。
这座南朝墓中一共出土了60块画像砖，一砖一图，表现的是墓主出行及生活的场面，有墓主像、武士、乐队、侍从、舞蹈、牛车、马匹、儒家故事、隐逸人物、道教人物、佛教图案和神异鸟兽等。
这些画像砖的图画是模印而成，具有浮雕般的艺术效果，但仍主要是以线条勾勒为基础，图像轮廓准确，线条飘逸绵软，画面大多简练，人物柔弱瘦削，别有韵味。学者推测应该有在纸或绢帛上绘出的底本，底本作者应有很高的艺术水平，这些画像砖也可以说是南朝绘画的代表作品。
陶马
北朝（公元年-年），年河北省景县封氏墓群出土。
这件陶马塑造矫健有力，低头长嘶，仿佛在整装待发。马背有鞍鞯，长长的障泥垂在马腹两侧。各部位的马具塑造十分工细。北魏后期以来，中国雕塑艺术有了明显发展，不仅人物造型比例大为准确，而且在动物如马、牛、骆驼塑造上也是如此。
北朝军队中有大量骑兵。从北魏政权开始，就十分注重马匹的获取，主要从征伐北方草原部落的战争中得到。公元年，北魏平定刘卫辰部，得名马30多万匹。公元年，拓跋珪亲征高车部，得马30多万匹。公元年拓跋遵征木易干部，得马4万多匹。公元年，奚斤击败越勤部、倍泥部，得马5万匹。公元年，长孙翰进攻柔然部，得马1万余匹。公元年，灭夏政权，得马30多万匹。公元年，北魏进攻柔然、高车两大草原部族，得马多万匹。其后，北魏伐焉耆，得骆驼、马匹、杂畜不可胜计。这些缴获的马匹连同牛羊许多被赏赐给了部下。北魏还把河西地区开辟为牧场，马匹生长繁衍到多万匹。孝文帝即位后，又把黄河东边的河阳辟为牧场，养军马10万匹。对境内的北方少数民族百姓，北魏也征收军马作为赋税，每只羊的财产，调马一匹。
马头鹿角形金步摇
北朝，年内蒙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出土。
冠饰
步摇的基座为马头形，马头上分出呈鹿角形的枝杈，每根枝杈梢头卷成小环，环上悬一片金叶。马头和鹿角形枝杈上镶嵌珠饰。
步摇是中国古代妇女的重要头饰之一，它多用金玉等材料制作，呈树枝形状，制作考究的则在树枝上缀有花鸟禽兽等装饰物。当佩戴者行走时，饰物随着步履的颤动而不停地摇曳，因此得名“步摇”。步摇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文献中，魏晋时期成为常见的头饰。步摇不仅流行于中原地区，北方少数民族也十分喜爱。他们多以草原上常见的羊、马、鹿等动物形象作为主题纹饰，这件马头鹿角金步摇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典型的装饰品。
牛头鹿角形金步摇
北朝，年内蒙古自治区乌盟达茂旗出土。
冠饰
此件金步摇的牛头面和角是以范浇铸而成，轮廓清晰，造型逼真、美观。牛面额较宽，颊内收，嘴角向外撇，吻部平整，其轮廓与牛脸极似。面部器官分别以鱼子纹进行勾勒，并分别镶嵌白、兰、绿等色料石。两牛角中间有一鹿角形支叉，先由一个主根生出两个支根，再向上分为四五个小支叉，每小支叉梢均有一金环，每个枝梢挂桃形金叶一片，总计为十四片，每片金叶均可摇动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金步摇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较为流行，是当时鲜卑族妇女所佩戴的步摇冠上的一种装饰，当走路头部摇动时，步摇上的金叶也随之颤动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。这种金质的牛头鹿角形步摇冠在当时不仅是时尚，也是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。
陶骆驼
北齐（公元年-年），年山西省太原市张肃俗墓出土。
这件陶骆驼身负穹庐或毡帐。
陶骆驼的塑造十分精准，骆驼头、颈、身、腿、蹄都十分符合比例，身体构造明确。又因不同需要，应用简练与工细手法。骆驼头部、蹄塑造出了小的构造，而颈、身、腿、颈毛则较为概括，身上的负物塑造很详细，繁简互见，层次得当。陶骆驼塑造出宽大的掌、趾，显得坚实有力，能负重物，头部刻画相当传神，颈部弯弧而长，骆驼从容徐缓的习性尽体现在此中。雕塑家以极为写实的风格塑造出这匹体魄健壮，神情怡然自得的骆驼，可称得上是北朝雕塑的佳作。
汉族中原地区本来较少使用骆驼，随着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，骆驼进入民众的生活之中，较多用于运输，而北魏军队南征更有骆驼在军中服役。骆驼俑在北朝墓葬中多有使用，与陶人俑、陶牛车共同组成仪仗俑群。
陶牛车
北齐，年山西省太原市圹坡张肃俗墓出土。
车辆有圆拱篷，车厢短宽，前面有栅栏，车厢入口在后部，无门。
以牛驾车在先秦时代即有，但当时的牛车主要用于运载货物，秦汉时期，牛车也多为贫穷之人乘坐。至东汉末年，牛车逐渐得到贵族的青睐，发展成为上自帝王、下至庶民的重要交通工具。而至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乘坐牛车成为一种时尚，一种荣耀。
这种变化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联系。由于长期的战争，马匹数量锐减，人们只好以牛代马作为出行工具。牛车的发展还与士族的带动有着密切关系。当时世家大族子弟追求舒适奢华的生活，出行时也要追寻舒服和安逸，带篷的牛车不像以轺车为代表的马车那样车身敞露，且牛车车箱大，乘坐者在里面可随意坐卧，不需要保持端正的姿势给过往行人看，又因牛步徐缓，颠簸程度比马车小……这些特点，对于养尊处优恬淡轻闲的士族阶层更为合适。可以想象，他们乘坐在慢悠悠的牛车上，从容淡定，恍若神仙。“梁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，大冠高履，出则车舆，入则扶持。郊郭之内，无乘马者。”这段话再现了当时的场景。
蓝釉陶驴
唐（公元年-年），年陕西省西安市小土门出土。
陶驴全身施蓝釉，鞍鞯勒饰俱全。形态生动，虽未提腿扬蹄，但它那昂首的姿态及抖擞的精神，似乎正引颈长嘶，备鞍待发。最为珍贵的是它全身施蓝釉。在唐代三彩陶器中，黄、绿、白三种釉色最为常见，蓝釉器则少见，蓝釉俑就更少。蓝釉出现于盛唐时期，其氧化呈色金属主要是钴。唐三彩中蓝釉的出现，是此后中国瓷器使用青花釉料的先导。
司马迁写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时，驴还被认为是匈奴之“奇畜”，到东汉时已成了普通家畜。驴是比马低一等的出行工具，当时被称为“劣乘”。百官一般骑马不骑驴，但由于驴比较便宜，为民众所普遍使用。不过后来由于进士们追求车服的华奢，唐懿宗咸通年间特意规定进士不许乘马，只许骑驴。时有诗曰：“今年诏下尽骑驴，紫轴绯毡满九衢。清瘦儿郎犹自可，就中愁杀郑昌图。”但这一规定似乎没有贯彻下去。
与马一样，驴也有官驴。百官赴任，只要符合条件，官方要给马车，也要给驴，大致是一品十五头，二品十头，直至九品给二头。唐代驿中也有驴。另外官方要用驴时还可以派差，也可以借驴。《唐律》规定借驴的价钱是一日绢三尺，与庸一样。民间也有借驴或赁驴、雇驴的。据日本和尚圆仁的经历，唐文宗时在海州，若雇驴的话，“驴一头行廿里，功钱五十文”。雇驴的人多了，就有客店养了许多驴供客人用。也有专门的租驴业，经营这一行业的多称“赁驴小儿”。《读玄怪录》说马震住在长安平康坊，一日听到有人敲门，开门一看，“见一赁驴小儿云：适有一夫人，自东市赁某驴，至此入宅，未还赁价”。从这一记载还可知那出租驴的地方在长安商业区，即东市。
三彩绞釉陶狩猎骑佣
唐·神龙二年（公元年），年陕西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。
此俑右手擎鹰，左手持食，目光专注，神情逼真，马鞍后置一猎物。唐代政府设有养鹰坊，有专门负责驯养的人员，贵族官僚也是如此。懿德太子墓中除此件饲鹰骑俑外，甬道壁画中还绘有几个擎鹰牵犬的内监。
绞胎是唐代出现的陶器新工艺，一般多用作器皿，绞胎俑则极罕见。狩猎是唐代贵族时兴的活动，也是唐代艺术中常见的题材。此俑用混揉好的双色瓷土切成薄片后贴于陶胎上，再上釉烧制，其工艺复杂，难度较大，在当时是比较贵重的物品。
好啦，就到这里吧！这些点滴，源于我们自己的历史，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。对此，我们至少应该有所了解，进而传承。
更多古老的智慧，请回顾→→→中国古代艺术品中的动物（1）——从远古至春秋战国
（文字编辑：Dr.Q，图片摄影：MJ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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